印度疫情崩盘，莫迪的困局，拜登的十字路口

印度疫情的崩盘为美印关系带来了更多变数，面对印度的危局，拜登必须做出选择，是储存更多的物资应对未知的风险，还是全力援助盟友，重塑美国的亚太同盟。

一、印度疫情崩盘

印度疫情毫不意外的崩盘了，4月22日，印度卫生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病例314835例，创下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止4月22日，印度病例总数已达1590万例，仅次于美国的3190万例。

印度的数据低于美国，但更可能是被低估了。相比于医疗资源丰富的美国，印度无论是病床数、医护人员比例还是医药物资，均处于全面劣势，印度也没有美国大规模检测的能力。印度政府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试图蒙混过关，最终付出了血的代价。

就印度病例迅猛的增速看，新冠病毒早已传播开，现在隔离为时已晚，新德里的实验室主席，微生物学家Navin Dang表示，他们的数据表明，在新德里，新冠病毒检测的阳性率为30%，而印度只有15%的人完整接种了新冠疫苗，印度已无力阻止新一波的疫情。

照目前的趋势，印度病例有可能破亿，等于十分之一的印度人都感染病毒。这样庞大的病患数目，远远超出了莫迪政府的应对能力。

《华尔街日报》描绘了印度的惨状，因为病例激增，印度资金不足的公立医院不堪重负，而私立医院更是一床难求， 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在一家公立医院门外排队等候床位，或者在多家医院间往返，恳求能住进医院哪怕得到医生一分钟的看诊，很多家庭倾家荡产，夜以继日的寻找氧气和新冠治疗药物，但诸如瑞德西韦的药物在医院都是紧俏商品。

大量的印度人无法住进医院，他们只能任由亲人死去，然后在大街上将尸体焚烧，印度的街道浓烟滚滚，到处是尸体的残渣，来自远方不知情的旅人可能以为自己回到了中世纪，那时，绝望的欧洲人面对黑死病束手无策，只能默默流泪将亲人的遗体焚烧。

印度的噩梦还不止于此，印度已接连发现英国、南非和巴西的变种病毒，还有一个印度独有的变异毒株，实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对南非病毒的有效率大为下降，变异病毒的传播让印度的疫情雪上加霜。
印度大规模的传染也为病毒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病毒可以在传染中不断进化，产生更多的变种，让疫苗无效化，印度会成为病毒进化的基地，产生更多危险的变种。

病毒为了生存需要，进化的方向始终是高传染率，低死亡率，印度的变种病毒传染力大为增强，连续4天，印度的新增病例都在20-35万之间，有专家认为，印度的病例激增很可能和新的变种病毒有关。

挤兑的医院，急缺的医疗物资，新的变种病毒，都让印度的疫情变得不可遏制，面对危局，莫迪一筹莫展，他感到了莫大的恐惧，不得不大量删除印度网民的批判言论。

印度疫情的爆发，莫迪无疑负有责任。

（印度沦为地狱）

二、莫迪的困局

印度疫情崩盘，莫迪无疑是第一责任人，他提早放松了社交隔离限制，妄图蒙混过关，最终他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了代价。但莫迪的无为也有无奈的成分，无论是印度的政治制度，印度的医疗资源，还是印度的物流体系都不支持莫迪采取中国式的社交隔离。

中国封城、社交隔离能够成功，离不开中国高度发达的基建、大数据互联网系统。封城期间，大量的外卖员、快递员往来其中，保证了社区的物资供应，正常的工作生活，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只有立足于这样的技术条件上，才能有效执行社交隔离和封城，而印度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印度的政治制度并非松散的邦联制，而是较为集权的联邦制，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不小，理论上也可以执行一定的封城和社交隔离，但印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源。

印度的基础设施远不如中国，印度的物联网系统方兴未艾，印度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资配送。印度的国民素质、财政资源、医疗资源也都远不如中国，即使富裕如中国，在武汉抗疫时也调集了全国的资源，这才迅速稳定了局势，印度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莫迪提早结束社交隔离，不是他愚蠢，而是他发现印度根本没有能力模仿中国，即使印度人听从他的命令自觉隔离在家，他也没有能力保证物资的供应，倘若真的实行，不少印度人会活活饿死。他的放松禁令颇有破罐破摔的意味。

但病毒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不会因为印度贫穷就放它一马，它在印度的贫民窟中迅速蔓延，穷人肮脏的居住环境成为病毒滋生的温床，病毒肆虐下，不怕死的印度穷人这次也怕死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穷人区沦陷了，富人区也不能幸免，新德里的富人区也被病毒攻陷，大量的富人被感染，新冠病毒，已经成为印度的举国灾难，无论穷富，皆深受其害。

这样的困局，远远超出了莫迪的应对能力，如果放任下去，莫迪将无缘下任总理，他将名声扫地，成为印度的罪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只有美国。

如果美国、欧盟能倾尽全力援助印度，莫迪或有一线生机。

三、拜登的十字路口

对拜登来说，印度是他重塑亚太同盟必不可少的一环，拜登号称要团结盟友对抗中国，而印度是南亚最强大的力量，印度和中国也确实有难以化解的领土纠纷，印度是美国遏制中国最佳的棋子。

因此面对莫迪的求教，拜登很快作出了回应，他承诺美国会竭尽全力，支援印度疫苗、医药、疫苗生产原材料等物资，并称美国疫情严重时印度出手相助，如今美国不会坐视不管。

拜登提到，会在以下六个方面给予莫迪帮助：

1供给大量疫苗制造原材料，印度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生产基地，获得原材料的印度可以提高疫苗生产速度。

2供给大量医疗物资，如防护服，面罩等，保护印度的医护人员。

3供给大量呼吸机，降低印度病患的死亡率。

4扩大辉瑞疫苗在印度的生产基地，争取在2022年生产出一亿疫苗。

5派出疾控中心专家，和印度合作抗疫。

6号召国际力量帮助印度，和印度共渡难关。

拜登话说的很好，但执行到何种程度就不一定了，对拜登来说，他必须在未来的风险和盟友的需求间做出选择。

选择前者，就是对印度见死不救，将失去盟友的忠心，选择后者，则必须承担美国疫情复发的可能。

美国疫苗接种速度快，疫苗产能高，很多州储存了一年都打不完的疫苗，但美国储存疫苗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全球疫情并无好转，疫情仍存在反复的可能，美国必须为疫情复发做好准备。而且美国疫苗虽多，但印度人口更多，要想达到群体免疫，印度可能需要20亿支疫苗，即使按50%人口接种算，印度也至少需要13亿支疫苗。

目前的美国还没有能力帮助印度。

疫苗是控制疫情最快的方式，其他的诸如提供呼吸机、防护服、专家等，都是杯水车薪，对疫情已经失控的印度聊胜于无。

虽然拜登尽力也不能挽救印度，但美国的援助更多是态度，表明美国重视印度这个盟友，表明美国是具有信誉的大国，对莫迪和人民党来说，只要拜登尽力，就算结果不尽如人意，也是一份莫大的恩情。拜登的援助将起到马歇尔计划的效果。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讲，帮助印度是必须的，但是，拜登要考虑的不仅是国家利益，还有选举利益。

如果说美国大举援助印度，美国疫情因为各种原因复发，没有足够的疫苗，那么公众一定会把怒气撒向拜登，那样不要说拜登的总统大选，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也会满盘皆输，拜登如果选择国家利益，就必须承担可能出现的选举风险。

选举利益还是国家利益，是摆在拜登面前的十字路口。他必须在可能的风险和美国的信誉前做出抉择，拜登的抉择将是对他真实成分的考验，拜登，是一个虚伪至极，贪图私利的政客还是心怀大志的政治家，将在此刻集中体现，拜登是否愿意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承担选举失败的风险。

印度疫情崩盘，既是莫迪的困境，也是拜登的十字路口，美印关系走向了新的阶段，拜登的处置将决定美国亚太战略的成败。

当然，我们还要预想一种最糟的情况，那就是拜登全力援助印度，美国疫情没有反复，莫迪感激不尽，并将中国作为转移矛盾的对象，通过宣传中国制造病毒来转移印度国民对他的声讨，那样，美国成为印度的救星，而我们则承担了莫迪的罪责，这种情况，无疑是最坏的结局。

一、印度软件服务业

印度的软件出口仅次于美国，占比达到全球软件出口的20%，印度在IT外包行业是世界第一名，竟然占到了50%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中国软件总量要比印度要大得多，中国一年的软件总量大约在5000亿美元之上，而印度的软件产能大约在1500亿美金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软件主要是用来出口创外汇，而中国的软件主要是为本土经济所服务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印度软件业的确厉害，包括著名的波音公司，它的大飞机使用的飞行软件都是交给印度来编程的。比如著名的Windows 10软件，大部分印度人做出来的，甚至于比美国人搞的Windows 7要好用一些。

印度被称为IT人才的硅谷。根据之前统计，在美国超过18%的微软员工，16%的IBM员工，17%的网络人才和超过10%的医生，21%的护士曾经在印度接受过教育。甚至于美国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通用电器、捷运公司包括具有重要定位的美国五角大楼都采用印度的软件。在硅谷的各大电脑公司里，有大量的印度人担当研发的重任,即使发达国家领头羊德国也曾经表示要从印度引进软件人才。

印度软件业一度占据世界软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印度软件产品大多是输出到美国，然后是欧洲。印度的软件公司大量承揽了美国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等航空公司的飞机运行软件，以及英国伦敦地铁的运行软件，印度的设计技术堪称一流。

世界银行之前有一份调查称，80%的美国公司把印度作为全球软件来源的首选市场。微软比尔盖茨曾经在之前访问印度时惊呼：“21世纪的软件大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可见，印度的软件业在全球的地位。

印度主要是IT外包服务，比如服务呼叫中心，还有一个就是软件外包，依靠的就是印度人的编的软件通俗易懂。

严格地讲，印度的软件业并不发达，发达的是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

印度软件行业的主要盈利模式表现在外包服务上——就是给欧美大的IT公司做软件代工。类相当于富士康和苹果的那种合作关系，因此，软件的核心技术及品牌都不掌握印度自己手中，类似于中国之前的“外贸加工”模式，所以，印度的软件外包则是一种比较廉价的脑力劳动输出。

印度软件外包业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

早在1991年，印度政府就在软件业实施“零税赋”优惠政策，并享有银行贷款的优先权。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对号称“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在内的多个软件园和出口加工区实施了优惠政策，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创造出有利于积极吸引外资、加快软件业发展的法律生态环境。

叠加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之优势，使得软件人员在与跨国公司的交流上沟通无障碍，这是印度的软件行业具有的先天优势。

需要纠正的是，虽然英语是印度的一个语言优势，但是并非英语是印度语言交流的全部。因为在中国人的普遍印象中，印度是说英语的国家。事实上，根据人口统计显示，印度真正说英语的人口数量大约仅占总人口的5%，当然，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里，说英语的人口数量已经不少了，毕竟英语人口拥有5000万，比起6648万人口的英国只少1000多万，可见印度英语人口比例虽然区区5%,但人口基数非常大。

英文是印度的全球商业交流及政治领域的工作语言，同时也是一门外语。比如在印度街头翻阅报纸杂志，在酒店里打开电视浏览各个频道，会发现英语只占有所有媒体一小部分，而且还是欧美主流媒体频道，而印度本地的英语频道并不多。在印度大城市公共图书馆，印度管理人员曾经说过，英语书籍只占所有图书的8%，92%以上的图书是各种印度语言的图书，而且英文图书的价格是印度本地图书的几倍。

除了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外，印度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是Hindi(印地语)，占总人口的66%。另外还有Bangla（班哥拉语）等1 8种语言。印度语言中分10种不同文字，其中，语言使用人口占5%以上的语言文字有7种，这些语言在发音、语法、书写上是各不相同的。

在印度，中学生除了学习本地语言，往往还要学习英语及印地语，假如毕业去外省工作，还要学习当地语言。因此，一个印度人要想在全国找工作，至少要会讲4-5种语言。

由于印度在语言交流成本比较高，为了降低语言交流成本问题印度实施了两次大的规定：一次是印度独立后，决定在国会继续使用英语作为法律工作语言，这个决定大幅减少了政府的翻译成本。在全球商业领域和 科技 领域，印度将继续使用英文，保持与全球交流的低成本化。另外一次，是1976年，印度决定采用技术的手段，解决6-7种不同语言的沟通问题，其语言翻译软件也由此出现。

一开始，印度的软件外包公司承接的都是一些很小的软件开发代工，在2000年，印度软件业软件开始迅速发展。记得当年“千年虫”的担忧让全球各国一度恐慌，同时，也给了处于低端产业链的印度IT公司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让印度接到了大量的代工订单，比如美国软件公司运行中的数百万条代码修复工作。

另外，日本的软件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竞争，迫使美国大幅削减软件代工成本，在低端的软件解决方案上与印度IT公司展开合作。印度的很多IT公司也“借力使力”提升自己的软件技术，并且改善离岸业务模式流程，在获取专业软件知识上打造高价值的IT服务。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卢比开始的长期贬值，间接支撑了印度软件公司竞争力，让印度一度成为“世界软件工厂”，号称”世界办公室“。

在软件代工高速发展时期，成千上万人的软件公司不在少数，比如Infosys、 HCL、Wipro等，这些都是印度软件外包领域的巨头，软件代工总收入都做到了千亿美元的级别，并占领了世界软件市场约20%的份额。统计数字显示，印度超1000人的软件公司就有上百家，并且软件外包公司前五名的公司员工数都在5000人之上。

印度获得软件技术人才有几个方式 ：首先是依靠吸收印度的大专院校人才。印度有400余所大学设有计算机专业，每年能够培养软件毕业生1万余人，印度政府特别为250余所院校提供部分教学经费。

印度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印度在高校的师资力量、教材及教学管理其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著名大学几乎差别不大。特别是班加罗尔大学、韦洛尔 科技 大学等著名大学，他们的师资力量、教材和教学管理与全球名牌大学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印度在师资力量和学校规模、学科设置等方面是与全球全面接轨的，并且人才输出也堪称世界一流，印度的毕业生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炙手可热。

很早以前，印度信息技术部长在美国就曾经说过，印度每年可向世界各国输出20万名IT人才。印度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产业和人才的大国”。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德国等，这些发达国家都十分渴望获得印度的信息技术人才。

其次是依靠民办或私营机构来培训人才。这类机构在印度有大约700余家，每年可培养数万名学员。再次是软件企业自己开立的培训机构。印度政府还在全国250个机构开设电脑培训课程，并在大约3000所中学推出“中学计算机扫盲和学习计划”。因此，印度多渠道发力软件培训，为软件企业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软件蓝领”人才。
虽然在过去20多年来印度软件外包业称雄世界，但已经成为过去式。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技术更新迭代较快，特别是在大数据分析应用、数字化转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印度外包产业和模式开始遭遇技术寒流，产值大幅下滑，员工大批失业。

由于印度众所周知的软件几乎都是外包业务，因此，印度软件业基本上挣的是外国人的钱。印度软件代工的模式是根据国外公司的需求进行软件编写，但自己的硬件条件很差，所以，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环境，软件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软件外包技术含量相当低，加上外国公司不断控制人工成本，利润越来越低。

印度《经济时报》，早在2017年印度IT产业裁员就高达56万人，并且IT公司在印度校园的招聘也大幅减少了50%—70%。报道称，裁员仅仅是刚开始。研究表明，在未来数年，印度数十万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消失。在印度班加罗尔，心理医生”生意兴隆“，原因是来咨询的人很多，大部分往往都是被解雇的软件工程师。
印度IT公司由于极少在技术开发、产品研发上大幅投入，因此无法进入软件的高端领域。自始至终，印度软件外包产业没有走出低端产业链的循环格局，印度软件外包维持的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劳动力套利”模式。

因此，印度IT公司始终在延续这种低成本代工模式，并拥有十分庞大的入门级劳动力队伍，而缺乏资深的软件管理者和高端的软件开发者，让印度IT公司在面对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据流量等新的模式面前，在软件高端产业链开发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

印度为何不进行软件行业产业升级呢？ 由于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约达134亿，再加上它的教育体制限制，缺乏充分的高端人才供给，使得印度基于外包模式的软件行业无法进行产业升级。

印度的教育走的重视重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模式，高等教育可以”直追“咱们，但基础教育却停留”非洲水准“。比如2013-2014学年，印度小学阶段辍学率高达21%，小学到初中阶段高达39%。

《经济学人》称据一份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大约有一半的印度五年级学生看不懂提供给二年级学生的课文，另外，仅有四分之一的五年级学生能掌握除法。

印度在识字率上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基础教育辍学率居高不下的前提下，高等教育规模却扩大很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5年已经到了2688%。

虽然印度也有像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这样的顶级学府（录取率不到3%），但早已经成为了向美国硅谷输出人才的后花园。

印度IIT毕业的天才学生几乎都移民去了美国，成为了印裔硅谷高管，比如谷歌和微软的CEO往往是美籍印度人。

印度的人才流失一直是印度IT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会选择离开印度，是全球软件人才外流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些外流人才一大半去了美国。印度的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差，让印度的高 科技 人才纷纷流向欧美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导致了本国的软件行业无法进行产业升级。

因此，如果真正让软件业领独领风骚，必须吸引软件核心高技术人才，或者培养孵化类似于微软及谷歌这样的软件公司，打造软件业的高端产业链及技术把控能力。

印度的优势是软件业比较团结，特别是在美国，印度人和印裔很团结，往往喜欢抱团作战，是其一大优点。

印度顶尖的软包公司

1、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塔塔集团(TCS)

TCS在全球有100多个分支机构,向55个国家提供软件服务。TCS雇员超过2万名,客户数有近千名, 提供IT和商业咨询服务。除印度本土外,公司在美国、英国、匈牙利、巴西、乌拉圭和中国拥有多个交付中心

2、印度软件外包公司:Infosys

Infosys是印度 历史 上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总部位于印度信息技术中心—班加罗尔市,在全球拥有雇员超过100,000 名,分布于全球27个国家, 56个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 Infosys股票市一度达629亿美金

3、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威普罗公司wipro

Wipro Limited是印度领先的完整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同时也是印度领先的有价值的信息 科技 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在亚太和中东市场,Wipro为国际公司提供IT解决方案和服务。

4、印度软件外包公司: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

Satyam位于印度，在美国、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拿大、匈牙利、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萨蒂扬开发中心为全球提供服务,其中152 家为财富全球 500 强与财富美国 500 强企业。

5、印度软件外包公司:马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Tech Mahindra

Tech Mahindra是印度排名前5的IT公司,在全球90个国家拥有近122万名员工,年销售额高达46亿美元。

二、印度的生物技术产业

印度处于热带，在一些药用植物上，印度的天然条件能够获得更好收成。古时印度的香料业就强于我国。

印度被称为“世界的药房”，也被称为“全世界穷人的药房“。印度曾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药品，印度药品一度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20%左右。据统计，印度有近3000家仿制药企业，2017年全球七大仿制药公司中印度就占了两席。因此，印度的仿制药品不仅能满足了本国穷人看病的基本需求，而且每年还大量的出口，并成为印度重要的支柱产业。

全球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仿制药出自印度，主要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印度的制药业比较发达，制药企业研发能力较强；其次是相关政策比较宽松，甚至不惜颁发强制许可证书，为国内仿制药亮绿灯，事实上，没有仿制药，大多数印度穷人根本无法承担高昂的医药费。

特别是一些抗癌类进口药物，价格十分昂贵，比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由瑞士诺华制造的格列卫，如果折合成人民币，每月仅药费支出就要2万多人民币，一般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无法承担。

格列卫在世界很多国家都被授予了专利药物，但印度政府并不授予格列卫专利。原因是： 一是印度为了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修改了《专利法》，早在2005年就开始生效。印度的《专利法》规定，在药物领域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保护，不支持衍生药物专利。由此，格列卫就被印度视为衍生药物，因此也不受专利保护，印度国内的药企就可以仿制，因此，印度制造的格列卫价格十分便宜。二是为让国内药企仿制一些药物，印度政府还对一些药物实施“强制许可”，从而为国内一些药企生产仿制药去掉了专利约束限制。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实现让普通百姓能够看得起病、促进本国制药行业发展两项基本目标，亲自主持了对《专利法》的修订。

从此，印度对食品及药品等民生必需品只授予工艺专利，而不授予产品专利。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印度放弃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的宽松让本国企业能获得大量仿制药生产许可，从而为印度仿制药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

印度生态品种丰富，拥有森林、湿地、海岸、草地、海洋、沙漠等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拥有千差万别的生态多样性，从而为印度的生物资源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印度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约占世界生物多样性地区总面积的8%左右。

从记录的野生物种来看，印度拥有世界上65%-7%的野生物种；在已记录的物种中拥有植物45万种、动物81万种。从栽培物种来讲，印度是世界上八个作物起源中心之一，至少有166种作物和320种作物亲缘种起源于印度，因此，印度作物基因资源也十分丰富。在已驯化饲养的动物方面，印度仍然具有丰富多样的基因资源，且位居世界前列。

印度的医学院、理工学院等很多都设立了生物技术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已将生物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印度每年毕业的生物技术专业的硕士一度达6500人，博士达1500人。生物技术人才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印度生物技术研发的领先地位和生物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印度的生物技术产业，在资源、人才、设施、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从80年代开始，印度在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安得拉邦、北方邦等地设立了1000多个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还建立了10多所合乎国际标准的干细胞培养实验室，成为世界胚胎细胞菌采集最先进的十大研究中心之一；

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生物技术信息系统网络的国家，处于生物信息技术领域的前沿领先地位。

三、印度的太空技术

印度卫星的研发和应用技术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运载火箭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早在2009年，印度已拥有4种类型的国产运载火箭：1）“卫星运载火箭3（SLV-3）”；2）“加大推力运载火箭（ASLV）”；3）“极地卫星运载火箭（PSLV）”；4）“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GSLV）”。

印度早在40年前就发射了第一颗遥感卫星，印度还是继美国、俄罗斯、欧盟之后又一个将火星探测器送上火星的国家。

2007年，印度将首个返回式太空舱和3颗卫星用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送入太空，为该国未来实施载人航天计划等获取了重要数据。

印度目前还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其探月计划，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2008年用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将印度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1号”发射升空。

2008年4月28日，将一枚印度PSLV-C9火箭搭载10颗卫星升空。是继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航天局之后第五个掌握了“一箭多星”的发射技术。印度一箭十星成为当时第一。此后，特别是1箭104星发射成功最为著名，并且创造了世界之最，一直被印度国民津津乐道。

印度之前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其反卫星试验其实也意味着，印度将会成为继中国、美国、俄国之后，全球第4个全具备反卫星能力的国家。

四、印度的业

印度产量世界第一，平均年产量大概超过一千部，根据统计，2018年其平均产业规模约合15827亿人民币。据毕马威的预测，到了2023年印度产业规模将增加到约合2279亿人民币。

宝莱坞(Bollywood)是宝莱坞制片厂外景的简称，位于印度孟买基地。宝莱坞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数亿观众。

宝莱坞和印度其它几个主要影视基地泰米尔语- Kollywood，特鲁古语(Telugu)，孟加拉语(Bengali) - Tollywoord，坎拿达语(Kannada)和马拉亚拉姆语(Malayalam)等构成了印度的庞大业， 每年出产的数量和售出的票数量位居全世界第一。

宝莱坞对印度以至整个印度次大陆，中东以及非洲和东南亚的一部分的流行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并通过南亚的移民输出传播到整个世界。

宝莱坞是印度最美丽的一张名片，表现出印度人独特的魅力。 印度的明星们在全球名流的圈子里风头强盛，很多好莱坞明星开始往宝莱坞发展。在印度宝莱坞明星的婚礼上，可请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可见印度宝莱坞的影响力。

印度在产业中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作为不发达国家，印度为什么能够行业发展到与好莱坞媲美的程度

一、金融资金支持。早在1999年，业就成为印度政府官方认可的产业，意味着从业者可以获得合法的银行贷款。2001年，印度工业发展银行成为第一家为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大量资金的支持让印度业开始发展壮大。

二、印度民族特色极为鲜明。印度在歌舞元素及印度民族风光特色的基础上，非常注重节奏、意象表达和叙事抒情。把歌舞转化为表达人物 情感 和思想的工具，并与全球市场接轨，并且融入摇滚等 时尚 元素。

三、印度政府对产业的大力支持。在1948年，印度政府广播新闻部内设立了处、1953年设置国家奖、1960年建立金融公司、1961年创办浦那学院、1964年建立国家馆。1952年，印度官方举办印度国际节以促进印度与世界行业的交流。不定期举办，从197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印度国际节是亚洲最早的A类节之一，至今已成为亚洲极具影响力的赛事。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本土市场是印度的重要消费地。由于各地语言差异性明显，印度为了服务好本土观众，采取根据拍片语言进行了市场划分。据统计，印度中有15种当地语言。

据拍片语言的不同，印度总体上形成了三大制片中心：孟买(印地语)、加尔各答(孟加拉语)、马德拉斯（泰米尔语），其中位于孟买的“宝莱坞”闻名遐迩。

印度本土化的重要措施就是采取平民票价。尤其是印度影片收入与影片成本及档期无关，全国票价一律保持在超低水平，目的就是让平民百姓能够看得起。2017年印度推行GST修正案后，印度国内票价又再度大幅降低。持续稳定而价格低廉的票价，让平民阶层成为院的常客，形成印度全民观影热潮。

国芯科技是一家科技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近年来，公司面临着资金链断裂、技术困境等问题，导致经营困难。此外，公司还面临着市场竞争压力大、市场需求变化等问题，导致公司的业绩和盈利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芯科技app要跑路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国芯科技app真的要跑路，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首先，公司可能会宣布破产清算，将资产变现以偿还债务。其次，公司可能会出售部分资产或业务，以获得资金支持。最后，公司可能会选择合并或被收购，以避免彻底破产。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具体情况还需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总之，如果国芯科技app要跑路，对于投资者和员工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需要尽早采取措施来应对风险。

近10年中，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进入全球顶尖企业担任高管；世界500强中，外籍CEO有75位，印度裔就占10个席位。

“印度效应”为什么而产生？印度裔CEO的管理能力为何如此超群？这甚至已经成为美国一些商学院研究的课题之一。

登顶世界级企业

2017年9月，世界制药巨头诺华公司宣布：诺华全球首席执行官江慕忠于2018年退休，Vas Narasimhan继任成为新一任首席执行官。

这位新履职的CEO年仅42岁，是个印度人。他有着十分光鲜的履历：早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后进入哈佛医学院以及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分别获得医学博士和公共政策硕士学位。Vas Narasimhan的第一份工作在麦肯锡，2005年加入诺华公司。升任CEO前，他担任诺华全球药品开发负责人兼首席医学官。

与一些CEO拥有营销或者法律背景不同的是，Vas Narasimhan是尖端科学的倡导者，一直从事新药品的开发。他曾因领导一系列新型药物（如治疗心脏病）的研发，为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这位年轻锐气的印度裔CEO，只是登顶世界级企业的其中一位。

更多如雷贯耳的国际公司，如谷歌、微软、百事可乐、软银、Adobe、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等，都有过印度裔CEO掌舵的历史，他们或曾经创造企业的辉煌，或带领企业奋起转型。

“出身”羸弱的印度人，能在人才济济的国际市场奠定不俗影响力，不免令同为人口大国的中国有些受刺激。

论聪明才智并不逊色的中国人，在国际大企业中获得顶尖管理岗位者凤毛麟角。多年前，来自中国台湾的李开复先后在微软、谷歌任职，也仅坐到了“全球副总裁”的位置。

而刚刚经历百度人事调整的陆奇，最顶峰则是微软的“全球执行副总裁”。那期间，他直接汇报的对象——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便是一位印度人。

印度人“攻陷”国际企业的，不止CEO这一职位。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提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工程师文化浓郁的硅谷高科技公司，有1/3的工程师是印度人，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裔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如今，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硅谷快变成“印度谷”了。

在大型跨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印度人究竟比中国人强在哪里？

直至如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尤其是管理上的差距，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依旧不以为然：印度人在国际上吃香，或许就是会说一口流利的“印式英语”吧。

出于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印度人在英语方面确实具备了一定优势，但这只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基础本领，除此之外，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让印度人在世界级企业大放异彩？

“精英教育”的受益者

网上曾经流传一个段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开学时看到一名印度新生，便好奇地问：“你们的印度理工学院也很厉害，你为什么选择麻省理工？”印度学生苦笑说：“因为我没考上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学子心中的神圣殿堂。这所在学术界具有世界声望的学校，培养的IT人才遍及全球，美国硅谷更是这些IT人才的聚集地。

每年，都有大量印度学生报考这所“名校”，但奇葩的是，印度理工学院的录取率仅有2%，远低于哈佛大学13%的录取率。

高等学府的低录取率是印度教育的特点之一。至今，人口数量庞大的印度，实行的仍是“精英教育”，只有那些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考进大学，而考入印度理工学院的更是稀少。

低录取率，加之“种姓制度”遗留问题所造成的阶层隔离，催生了一个现象：每年至少有2/3的印度毕业生离开自己的国家，多数会选择赴美深造、寻求更富前景的工作机会。

另一方面，印度经济不发达，但同中国人的心态一样，很多印度父母也“望子成龙”，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

“低种姓”、贫苦家庭的孩子更是如此：唯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谷歌公司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外号“劈柴哥”，曾经是不折不扣的“穷小子”。

1972年出生的皮查伊，成长在印度南部城市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儿时由于家里条件简陋，他一直和弟弟睡客厅，甚至没有看过电视，出门都是挤公交车。然而，他从小记忆力非凡，学习成绩优异，后来顺利考入印度理工学院。

大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求学、发展，相继获得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

2004年4月，“劈柴哥”的人生彻底改变：他被谷歌选中，并且很快爆发出惊人能量——当全球都在使用微软的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时，皮查伊提出一个想法，启用Google工具栏，引导用户使用Google搜索引擎以及Chrome浏览器，这一策略最终大获成功。4年后，皮查伊被提升为产品开发副总裁，随即步步高升。

2015年，长期负责Chrome、谷歌工具栏等产品的皮查伊，被正式任命为谷歌新一届CEO。这个任命，几乎震惊了整个印度，令他们倍感自豪。2017年7月，谷歌母公司Alphabet还宣布，邀请皮查伊加入公司董事会。

更加惊人的是，目前谷歌董事会的13位高层领导中，印度裔就有4位。

和“劈柴哥”人生路线类似的，还有微软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等。这些印度裔高管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在教育履历上却出奇一致：在硅谷，印度裔高管几乎清一色地读过MBA。

相关研究显示：在印度所有高校毕业生中，学习MBA已经成为“必选项”。究其缘由，这与印度政府重视管理有关。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宗教和语言混杂的国家，管理难度非常大。1947年印度独立后，政府把发展管理学院作为振兴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

1961年，印度政府先后在加尔各答和艾哈迈德巴德建立了两所精英教育学院——即统一名称后的印度管理学院。这是一所和印度理工学院差不多牛的商学院，现在已经发展到20个分院。

印度管理学院，将MBA课程普及到了所有高校之中。在印度，如果哪个学生不读MBA，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以说，对于管理人才的培养，印度的商学院教育早早便与国际接轨。

而相邻的中国，在1980年代才开始实现现代管理学教育。而且直至目前，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在培养适用的管理型人才方面，并非“名副其实”——那些花很多钱“买”来的MBA，或者由于工作需要而去补课的MBA，总显得有些“被动”。一大批商学院，更是由学习的地方变成了人际与关系的场所。

反观印度，在践行管理教育的同时，甚至开始输出管理文化与思想。近几年，一批印度人开始活跃于欧美知名的商学院，比如现任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罗利亚（Nitin Nohria）就是印度裔，他也是哈佛大学百年史上首位外籍院长。

不过从另一个侧面看来：“精英教育”为印度培养了顶尖的国际人才，但诸多原因也令他们陷入了人才大量流失的境地。这将使印度在未来经济快速崛起中，面临人才缺失的巨大挑战。

西化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印度能培养出符合国际需要的人才，而中国却不尽如人意？

有观念认为，西化的思维方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的殖民熏陶，使印度延续了英联邦国家的教育模式。他们注重训练学生理论、实务兼备。在学校的引导下，所有学生至少需要具备到一家企业真正实习的经历。

而在重视培养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方面，印度老师会教给学生很多方法，也会要求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解答问题。这使得学生在面对复杂难题的时候，尽可能地锻炼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种“穷尽所能”的教育模式，造就了印度人与西方更为贴近的思维和价值观，深受跨国公司的青睐。

相传，各跨国公司进驻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招聘时，通常在两个星期内，符合需要的人才都会被“抢购一空”。而后来成为高管的印度人，无不验证了他们在管理方面的出众。

2006年8月，著名饮料巨头百事可乐迎来了其发展史上首位印度裔女CEO：因德拉·努伊。

这个在印度南部城市长大的女孩，从小被父母灌输自己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即使在饭桌上，她和妹妹都会被母亲问及一个个当前的世界热点问题，加之在学校的熏陶，逐步炼就了努伊自信、冒险以及果断行事的品格。

在前任CEO韦恩·克洛维力邀她加入百事前，努伊原本打算去通用电器（GE），但韦恩对她说：百事比GE更需要她。

没想到，努伊加入百事两年后，就遭遇重重麻烦：1996年公司业绩出现停滞，旗下的必胜客、肯德基（注：必胜客、肯德基原来均是百事集团下属部门，在1998年从百事分离独立上市，成立后来的百胜餐饮集团）均遇到问题；在同可口可乐的海外交战中，百事也屡受重创；更要命的是，邀请她加盟公司的CEO韦恩突然离世……

为扭转公司危局，努伊亲自跑到市场上考察，并且开创性地提出了“必胜客应提供早餐服务”的举措。光是这一项，就为百事节省了1/3的投资成本。努伊也因此成为百事得力的首席财务官。

在做出各项分析，确立新的发展路径之后，努伊推动了百事公司的重组。整个过程并不顺利，但她说，必须“努力表现出男子气概，并且毅然决然地做出决策”。

期间，她大胆建议百事“应该甩掉苦苦经营的连锁餐厅（必胜客、肯德基等）业务”，时任百事新任CEO的罗杰·恩里科及很多中高层都坚决反对：好不容易做下来的品牌，怎能说放弃就放弃？

一次次的会议上，努伊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的建议，“百事一定要壮士断臂，才能有新发展！”

最终，努伊的努力大功告成——百事做出重大战略调整，保留碳酸饮料以及休闲食品，将快餐业务分离出去。

努伊用战略思维赢得了胜利，最终成为百事女掌门人。2011年8月，努伊登上了《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榜，名列第四位。

“刷新”企业的高手

战略思维和改革的勇气，是印度裔CEO的杀手锏。

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之所以选择皮查伊，是考虑到他在Chrome、Android等业务方面的卓著贡献。

谷歌工具栏成功后，皮查伊向公司提议：开发谷歌自己的浏览器。但时任CEO埃里克·施密特以“开发浏览器太贵”为由表示反对。然而，皮查伊仍然带领团队开发浏览器，以印证自己对产品和商业敏锐的眼光。

Chrome大获成功后，皮查伊又接手了Android的开发任务，并且充分发挥了自己天才般的智慧。他将Android开发为一个系统性的平台，吸引开发者聚集于Android平台。这一创举最终奠定了他谷歌核心人物的地位。

皮查伊崛起于谷歌的同时，微软也选择了另一位印度人。实际上，早在2014年初，微软也曾努力向“劈柴哥”抛出橄榄枝，但最终敲定了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担任CEO。相关举措令业界感慨，美国高科技公司对于印度裔CEO不是一般看重！

科技巨头们“抢人”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籍高管对新兴业务的独到理解以及运筹帷幄。

1992年加入微软公司的萨提亚·纳德拉，一直都很低调。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在Windows开发者关系部门担任活动经理。蛰伏10多年以后，他才迅速脱颖而出。

在微软期间，纳德拉负责的各项事务，包括Dynamics ERP业务，Dynamics CRM以及Office小企业产品线的开发，还有从2011年开始领导微软价值高达190亿美元的服务器和工具业务部门，一直是利润丰厚的“隐形现金牛”。

2008年，微软因PC出货量下降导致业务和财务增长出现“疲软”。而苹果、谷歌，则因把握住了移动互联网而一路高歌挺进，亚马逊也悄悄推出云服务（AWS），迅速在新兴业务领域抢占了先机。

时任微软CEO的史蒂夫·鲍尔默决定发力云服务，并邀请纳德拉担任负责人，这之后，纳德拉还主导了微软的必应（Bing）搜索。

“这可能是你在微软的最后一份工作，如果失败了，那可没有降落伞，你可能会和它一起坠毁。”鲍尔默毫不客气地说。

成败在此一役，纳德拉接受了挑战。

后来，他亲自主导的必应搜索引擎，以及基于云计算推出的Office 365，均战绩显赫。尤其云计算业务，更是成为微软增长最快的产品，给集团贡献了巨大利润。

2014年2月，鲍尔默退位，纳德拉顺利接棒，成为微软第三任CEO。

彼时，纳德拉面临的是“救火”：微软原本打算靠收购来的诺基亚移动业务，扩充自己的设备部门，却在苹果、谷歌面前败下阵来；而一直以来，鲍尔默树立的销售导向作风已将微软带偏了轨道。

纳德拉上任后，表以极大决心：我将不遗余力地清除创新障碍，让公司重新回到先前的轨道上。重要的是，微软“必须回归硅谷创业公司的工程师文化，以开发者为导向，主力推动利润丰厚的云计算业务”。

上任4年来，他对微软的战略思路进行了大幅调整：过去按件计费销售的软件变成基于云的免费服务；让Azure、企业产品和服务成为公司新的“现金牛”；同时开发和收购一些较好的移动应用，如Outlook、Office 365、Sunrise等。此外，他还开放了很多产品和技术，如NET开源、Xamarin开源、Visual Studio，以支持iOS和Android开发。

近日微软Build 2018的开幕演讲上，纳德拉表示：“智能云与智能边缘计算近在咫尺，这是巨大机遇，同时也倍感使命的艰巨。”而大会前夕，他还公布了一项颠覆微软历史的决定：Windows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业部存在。

一代IT巨头终于甩掉了“历史包袱”，纳德拉成了“刷新”微软历史的人。

“印度管理”效应

纳德拉在极力用自己的方式让微软转变，但在其所著新书《刷新：重新发现商业与未来》中，他称自己只是在帮助微软“进化”。

这个进化，就是重塑企业文化。

纳德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高级管理团队每个人之间都要深入了解。甚至让每个管理团队成员分享自己的爱好与人生哲学。“只有当个人都将自己的热情与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时，企业才能进入最佳状态。”

“纳德拉身上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将大家团结起来，激励人们去做他们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同事对他的这个评价，一方面反映了他的个人领导魅力，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印度人比较团结的特点。

纳德拉的变革在微软形成了与盖茨、鲍尔默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化：曾经竞争至上的文化，一度使微软在业界频遭诟病；而纳德拉式的温和领导，正让这家公司变得“柔性”。

自幼出身多劫但性情温和的纳德拉，懂得一个对付“暴君”（老板）的办法：“他们对你大吼大叫，说你是疯子，指责你试图毁掉整个公司。但你不要被这种戏剧性场面吓倒，只要一次次拿着数据去找他们，证明你的观点。”

这是印度人与生俱来的思维习惯——用思辨的方式解决问题。

资料显示：很多印度人自小就长于辩论，比如百事可乐女CEO因德拉·努伊，在学生时代就是辩论高手，这使他们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成为争执的靶子。

在信仰众多、文化冲突较大的印度，这是一种绝好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

北京大学国发院BiMBA联席院长杨壮研究发现，印度人的思辨能力，使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和西方有同样的脉络。“他们在真正做事的过程中，反映出自己不仅仅是问题的解决者，更重要的是能够发挥自己的长项。”

富于思辨力，使得印度人在职场上更注重积极沟通。

一个有趣的说法是：中国的CEO要求开会，一到办公室就绷着脸讲话；而印度籍CEO一到会议室，开场白则是“嗨，我来了……”

纳德拉说，在开会的时候，不只是让自己听，还要尽可能地让其他人表达自己的看法。倾听之后，作为领导者，他才能更好地“理解”。

开会的细节反映出：中国的领导者趋向严谨，而印度的领导者更注重沟通的效果。

反观被传统教育灌输的国人，尽管聪明、勤奋、服从、执行力一直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优秀品格，但是这些，在形成领导者的素养上却差强人意。

不论是差异还是差距，在全球国家实力的角逐中，印度一直把中国作为竞争对象，试图实现超越。

30年前，中印两国经济规模不相上下，而30年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印度的追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但是与“印度管理”的差距，却应令中国人细思极恐，奋起直追！

印度富翁高塔姆·阿达尼超越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阿达尼拥有超过1460亿美元的财富，仅次于马斯克的2600余亿美元。这主要与他庞大的阿达尼集团股份有关。阿达尼集团经营着一系列业务，包括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港口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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