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琼洁 刘 勇
近年来江苏省物联网产业规模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物联网产业整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19年，全省物联网相关产业规模近7000亿元，形成了以支撑层、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和应用层为代表的物联网产业结构。其中，应用层的占比不断增加，涌现出一批有技术、有市场、上规模的物联网企业，全省物联网企业已超3000家，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达到40余家，从业人员达到30余万人。江苏物联网产业发展先发优势不断凸显、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不断凸显、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延展、骨干企业的龙头效应不断显现，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物联网产业标准制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已成为江苏产业发展的高地和区域名片。
与此同时，有三大因素制约江苏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一）技术与市场对接不畅，骨干企业创新带动力不强
近年来，江苏物联网企业数量迅速攀升，物联网技术研发能力也大幅提升，但从企业的盈利情况看，有近五成的中小企业处于亏损或不盈利状态，这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的技术与市场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存在技术市场化和应用推广难的问题。从江苏物联网产业的总体来看，其产业总体规模和企业的规模较小，缺少产业发展带动力强的上游骨干企业，尤其缺少“专尖特精”的物联网企业。骨干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在传感器环节，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骨干企业，在系统集成环节，缺乏具有软硬件、网络、平台、应用流程耦合的一体化高端综合集成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和大型服务商。同时龙头和骨干企业与产业链相关企业合作不够紧密，技术与市场对接不畅，许多物联网产品和技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技术链和产业链尚未形成，整体核心竞争力不强。
（二）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标准化建设有待加强
江苏虽然是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先行区和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示范区，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规模化产能较小、核心技术不强、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感知与智能处理产业与国外差距较大。核心芯片、基础性系统、基础性架构等关键领域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中高端传感器依赖进口，智能处理和云计算的基础架构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能实现硬件、物联网、网络、平台、应用和业务流程端到端大系统综合集成企业，智能和微型传感器、超高频和微波射频识别（RFID）、地理位置感知等感知技术，以及近距离无线通信、低功耗传感网节点、人机/机器智能交互（M2M）终端、异构网络融合、网络管理等传输技术、基于MEMS 工艺、薄膜工艺技术形成的敏感芯片等相关技术研发水平和标准制定工作落后。物联网的整体研发能力不强，大多数领域的核心技术尚处在研发阶段，从物联网核心架构到各层的技术体制与产品接口大多未实现标准化，物联网标准化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标准化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研发投入力度不够，创新人才不足
物联网产业技术研发需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在研发资金投入方面，与广东（深圳市、广州市）相比，江苏每年对物联网产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不大，对物联网企业研发支撑不足，同时与广东企业（腾讯、华为、中兴等企业）相比，江苏物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整体较小。在创新人才支持方面，与广东相比，江苏物联网产业发展人才引培力度较小，同时也存在着人才引培政策制度不完善和不够落地、对稀缺高端人才的招引和需求量最大的中端人才的引流不足、一流的人才梯队缺失等问题。
为此，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推动江苏省物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增强龙头效应，打造产业核心技术创新高地
一是打造一流物联网创新企业。大力支持引进国内外龙头企业，鼓励支持企业进行产业前瞻性与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和应用试点创新，鼓励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打造一批物联网行业的龙头和骨干企业，突出龙头骨干引领作用，建设一流创新企业。通过“以评促建”和“以评促改”，完善企业的评价考核体系，加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研发成果质量、创新辐射带动作用等指标的权重，引导龙头骨干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支出结构，联合高校院所加强“卡脖子”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快提升攻关引领能力。二是建设物联网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主体创新地位，鼓励重点领域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企业开展协同创新，重点在物联网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和“杀手锏”技术。加快建设江苏物联网创新促进中心、国家高性能计算应用技术创新中心、江苏省先进封装与系统集成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传感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创新平台。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对接，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三是提升物联网产业链协同能力。壮大产业集群，带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强化企业专业化协作和配套能力。围绕“卡脖子”技术攻关，支持民企广泛参与龙头、骨干企业和高校院所等牵头的项目，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形成强协同、弱耦合的创新生态。根据任务体量和条件要求，鼓励民企牵头申报。同时，通过完善 科技 创新政策，加强创新服务供给，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引导民企加大研发投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小而美、小而精”的 科技 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与“国家队”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
（二）强化技术与市场协同，搭建 科技 创新协同攻关体系
攻破物联网关键技术，提升物联网产业核心能力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社会 中介服务机构和个人等的创新行为主体，以及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协同实现。一是提升技术体系化能力，实施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的系统性战略布局。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在推进物联网技术跨界创新时，应从战略高度、以战略思维系统谋划 科技 创新布局，优化 科技 计划，形成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的系统性战略部署路径规划，形成多维度、多循环的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和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格局。二是提高组织体系化能力，打通知识突破与商业实现的价值链接。对于物联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要 探索 大纵深、跨学科的研发模式，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拓展包括产业大基金在内的各类创新投资渠道，实现集科学发现、技术跃升和产业化方向于一体的突破，实现知识突破与未来面向商用生态的有效衔接。聚焦全球竞争的源头技术供给，不仅是追逐“国际发表热点”，更需要形成核心技术突破后的持续改良机制，及时跨越技术商用的成熟度阈值。实现知识突破与商业实现的价值衔接，需要改革当前重大 科技 创新工程的组织实施方式。三是鼓励重大攻关计划的创新单元之间的知识共享。鼓励物联网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形成协同互动。在核心技术攻关上，借鉴重大公共创新平台的成功经验，制定权责分明的知识产权共享和保护机制，鼓励各类战略 科技 力量形成优势资源平台的吸引力和合作凝聚力，引领对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和共性技术的持续攻关。
（三）加大要素投入，优化物联网产业发展政策环境
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统筹利用现有资金资源，加大对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支持。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 探索 建立国家物联网产业专项投资基金。鼓励运用政府和 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引导 社会 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深化产融合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商业银行创新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推动政策性银行在国家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根据自身职能定位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健全融资担保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股权抵押、知识产权质押业务，试点信用保险、 科技 保险，研究合同质押、资质抵押的法律地位和可行性。二是完善人才引育体系，打造人才技术梯队。鼓励高校面向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培育物联网和信息技术人才力量和后备干部。支持高校院所高层次人才到企业任职或兼职，选聘优秀 科技 企业家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实现人才双向流动。鼓励产业园区、企业、实训（实习）机构，以及江苏高校、职业（技工）院校，联合或独立开展江苏物联网集群产才融合示范基地评估，打造一批特色化示范性物联网学院、物联网实训（实习）基地。三是加大对外宣传，提升政策效度。通过举办展会、大赛等多种形式搭建企业技术交流平台为本地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力争更多国家级、省级改革试点、创新平台落户江苏，进一步强化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导向，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对外推广重点项目、产品，帮助企业快速发展，进一步彰显全链扶持和分类施策原则，不断提升新政策的覆盖面、含金量、精准度。
作者单位：南京市 社会 科学院、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江南大学中国物联网发展战略研究基地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1年第3-4期合刊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 社会 、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 社会 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
网址:>最近，雷晶论财道读了网络上传播甚广的《香帅财富报告》一书，并且也研读了其他一些资料，对于2021年的美国和中国投资市场有了一些个人的感悟和想法，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香帅财富报告》这本书里主要写了什么呢？雷晶论财道看完以后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分化”，并且主要指的是全球的贫富差距分化问题。作者列举了全球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很多财富分化现象，例如中产阶级逐步消亡而 社会 呈现M型两极化，并且也用了互联网技术进步、全球中央银行大放水这两个主要因素来解释造成近年来财富分化日益加剧的成因。雷晶论财道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互联网 科技 进步主要是由于互联网 科技 平台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有强烈的1+1>2的网络效应（正的外部性），在亚马逊、谷歌、脸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平台上，商家和用户的数量增加对于其他商家和用户都是有好处的，因此容易造成不断循环正反馈而出现平台一家独大的垄断现象。
此外就是与实体经济货物商品传输成本较高相比，互联网信息传播又具有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特征，使得用户的增长速度可以极为迅速，也加速了互联网公司对于上网用户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巨头公司在细分市场占据了垄断性地位，包括搜索、电商、社交、 游戏 等，也形成了投资于巨头公司与非巨头公司之间的财富差异。
另一个财富分化原因央行放水其实是个老话题了，其本质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宽松货币政策。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应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世界性大萧条危机。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这次大萧条，然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避免大萧条而采取了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两年内向市场注入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5倍。
那么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股市在2020年的2个月内暴跌了30%，通过负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打击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经济复苏进程，因此美联储又重拾量化宽松QE这个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美元流动性，而由于消费者受失业等因素影响并未将获得的美元用于消费，反而将其进一步投资到股市等金融市场，造成了美国股市2020年出现了超级大反转，全年主要指数都创 历史 新高，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暴涨超过30%。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分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于股市参与程度，持股较多的富豪比持股较少的中产和下层阶级获得了更多的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中国股市在2019、2020年两年的连续上涨也有利于持股较多的精英阶层，反而持股较少的中小散户受益仍非常有限。
明白了财富分化的原因以后，雷晶论财道谈谈如何应对财富分化以实现投资发财致富这个问题。
先看一下央行放水这个问题，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由于近期市场上对于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有所上升（包括疫苗接种速度及经济复苏速度可能超出预期等原因），导致美国国债遭到抛售，债券收益率（市场利率）大幅上升，而国内市场由于近期违约事件相对不多，市场利率相对比较平稳，在中美债券利差出现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根据利率平价理论，短期内有一定的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边际利好于美股、美债以及与美元挂钩的港元市场资产。
对于互联网 科技 平台公司的发展导致财富分化的问题，雷晶论财道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其次是个人的金融资本。对于人力资本来说，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也就是提高自己的IT技能以便从IT互联网 科技 发展中获利（升职加薪、兼职等方式）。还有一种策略是选择受到数据标准化冲击较小的创意行业，例如文艺、设计、教育等，通过个人的独特技能来获取超过市场平均收入的溢价。
在个人金融资本配置方面，目前在国内，一般家庭的财富当中平均超过60%都是投资于房产，在股票、债券上的投资不足30%（其他投资还包括银行储蓄理财、保险等）。而在美国，受到401K等养老计划的推广，美国家庭配置在股市上的财富比例平均超过30%，也高于投资于房地产比例，其中越是富裕阶层，配置于股市的财富比例越高，而中产阶级仍然以房产为主要财富配置方向。
在之前的文章当中，雷晶论财道已经帮大家分析了全球互联网 科技 发展的必然性，包括万物互联IoT物联网带来的机会，甚至贝索斯和马斯克在争夺太空卫星互联网业务对投资世界的启示性。
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 科技 的发展呈现出的是速度越来越快的指数性发展而非农业 社会 长期缓慢稳定的线性发展，特别是ICT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结合ABCD四大领域核心技术（AI人工智能、Blockchain区块链、Cloud云计算、Data大数据），将对所有产业的生产活动和所有人群的消费活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造富机会，成就了美国和中国无数个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将贝索斯、马斯克（Paypal起家）、盖茨、马云、马化腾这些人送上了时代富豪的宝座，连传统富豪代表李嘉诚也通过旗下的维港投资对互联网新经济下注，以求得保持住身家财富地位。
对于我们中国普通投资者来说，为了搭上互联网 科技 这个造富快车，最直接的方式是投资于龙头公司股票（例如投资了腾讯IPO持有到现在估计梦里都会笑醒吧），但是由于政策限制，多数中国互联网公司只能在美国、香港上市而不是在A股上市，股民无法用A股账户直接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此外对于个股来说波动也较大并且互联网公司还是竞争比较激烈、变化比较快，比如前几年很难想到拼多多的增长速度会如此之快有可能对阿里的淘宝等形成挑战，那么在此雷晶论财道建议大家通过投资于QDII基金的方式来参与对中外互联网 科技 平台公司股票的投资，并且基金分散化投资的方式有助于降低个股风险，有利于各位基民长期持有基金份额，充分分享互联网公司股票全程升值的收益，实现投资发财致富的理想。
10月29日，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落下帷幕。从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来看，不但全面擘画了未来5-1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的宏伟蓝图，为编制“十四五”规划指出了清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为我国财富管理行业点亮了一连串璀璨耀眼的发展机遇，将极大地提振财富管理行业和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机遇1：财富管理行业将迎来规模空前的发展机遇
《建议》首先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 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包括“经济实力、 科技 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
当前，国内关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判断标准并不统一。此前一些地方将“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当作“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但这显然不符合“中等发达国家”字面的含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GDP就已经突破1万美元了。因此，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门槛需要向上抬升。
从国际比较来看，较为发达或高度发达的国家，如英、法、日等国2019年人均GDP都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人均GDP更高达65万美元。因此，2-4万美元的人均GDP，如捷克（23万美元）、葡萄牙(23万美元)、韩国（3万美元）等国家目前所处的水平，可大致被认为是中等发达国家，这也符合普遍的认知，而2万美元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入门级别。
未来我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获得新一轮的增长红利，再延续15年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的话，到203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有望达到2万美元。我们认为，这一目标是相对可行的。当然，如果再叠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万美元甚至更高。
此外，《建议》还提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未来5-15年在我国广大城镇和农村地区，将产生一大批新兴的高净值或较为富裕的人群，使得我国原有的200万高净值人群队伍迅速壮大。按前述人均GDP增长预测，到2035年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很可是目前的2-3倍，也就是比目前新增200-400万人，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在目前200万亿元的基础上相应增加200万-400万亿元。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规模同样迅速扩张的中产阶层或准高净值人群，我国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规模空前庞大、全球首屈一指的财富管理市场。
机遇2：财富管理市场将更趋成熟规范
除2035年远景目标外，《建议》重点规划了“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市场建设方面，提出要“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等。
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对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影响深远。一是有助于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统一标准、打破刚兑、加快产品净值化转型，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二是有助于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回归本源，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三是有助于财富管理机构加强投研能力建设，改变以往创新能力偏弱，大类资产配置种类相对单一的格局。我国财富管理市场从此进入了日益规范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近年来还强化了对互联网金融欺诈的打击和对P2P乱象的整治，大量非持牌机构被市场出清，财富管理行业加快向规范经营回归，这对依法持牌、合规经营的财富管理头部机构将形成正向激励，推动其努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进一步走向专业化。
《建议》提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 健康 素质明显提高”。在上述发展目标指引下，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者教育有望大大强化，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法治意识将不断提升，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将进一步形成。未来财富管理机构和投资者将在法律框架内厘清各自权利和义务，理性地解决纠纷，真正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与银行、股票等其他金融市场一样步入更加成熟、理性的发展阶段。
机遇3：金融开放将带来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建议》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这无疑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加快布局中国市场。
近年来，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步伐较快，机构生态渐趋多元，创新产品日益丰富，朝着规范、 健康 、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与国际发达的财富管理市场相比，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还存在种类相对单一、服务模式粗放等不足，难以满足部分高端投资者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某种程度上讲，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可选金融工具较少，是导致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财富中占比偏低的原因之一。
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提速。2018年，我国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开放措施，取消或大幅放宽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等；2019年，又进一步出台了两轮共19条开放措施，为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场基础，吸引了一大批外资银行、保险、投行等机构进入，极大地推动了上海、青岛、深圳等国内城市资管中心或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以上海为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向纵深发展，针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提出了建设“全球资管中心”“亚洲资管枢纽”等目标，吸引了道富、法巴资管、荷宝资产、凯雷投资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机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落户上海。
外资机构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将吸引国内资管机构和财富管理机构在股权、产品、管理和人才等方面与外资机构开展合作，将国际上成熟的投资理念、经营策略、激励机制和风控体系运用到境内。如近期中银理财和东方汇理合资设立汇华理财，建信理财与贝莱德、富登公司获批合资设立理财公司等都体现了这一趋势。同时，不少外资资管机构和私募机构进入我国后，也在积极申请外资公募基金牌照。对于国内一些以基金代销为主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其产品线将更加丰富，有助于满足国内高端客户跨境、跨行业、跨币种的投资理财需求，使得财富管理的供需适配性更加完善。
机遇4：老龄人群财富管理市场空间巨大
《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银发经济”等。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财富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政策层面来看，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全面部署了2020-2050年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任务，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社会 财富储备”，如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
从市场供需层面来看，受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带来的家庭财富提前透支风险等因素驱动，当前我国老年人群对财富管理的需求十分迫切，但国内财富管理的供给尚未完全匹配需求，未来财富管理机构在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机遇5：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为财富管理行业创造新机遇
《建议》提出，“健全多层次 社会 保障体系”“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经过多年 探索 ，我国基本形成了养老金“三支柱”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为部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自主发展的年金制度，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目前，三支柱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第一支柱占绝对主导地位，覆盖97亿中国城乡居民，占我国养老金总资产的70%；第二支柱进展缓慢，参与主体多为国有企业（企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参与人数为2000多万人，占养老金总资产的30%，存在覆盖面窄、机构经济负担压力较大、缺乏持续加入意愿等问题；至于第三支柱，仍处于试点初期，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但考虑到第一支柱已经满负荷运转、对公共财政拖累较重，第二支柱一般企业加入意愿不高，第三支柱反而是潜力最大、发展前景最值得期待的，这已成为监管部门和 社会 各界的普遍共识。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就指出，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障，可有效缓解中国养老保险支出压力，满足民众多样化养老需求；同时，也可集中长期稳定资金， 探索 跨周期投资模式，成为资本市场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重要力量，满足基础建设和 科技 创新的资金需要。中国证监会易会满主席也表示，将推动优化第三支柱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据预测，我国第三支柱如接近或能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很可能将形成一个规模高达数十万亿元的新兴市场。
相关政策实践近年来也正在积极推进。2018年4月，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局部试点税延养老保险，对充实养老保险第三支柱进行了有益 探索 。2019年以来，人社部、财政部等部门正积极研究制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政策文件，拟采取账户制，并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都可以成为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产品。从业务实践来看，丰富第三支柱养老金产品，需要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加快培养合格的养老金管理人才，打造权威的第三方基金评级机构等。
机遇6：大 健康 和康养产业前景广阔
《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全面推进 健康 中国建设”“加快发展 健康 、养老”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健康 领域改革发展成就显著，人民 健康 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等带来的新挑战，需要统筹解决关系人民 健康 的重大和长远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发展 健康 服务新业态等目标和举措。
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公共疾病面前都面临同等严峻的挑战。疫情进一步提醒我国，要加快推进“ 健康 中国”战略。“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统筹推进普及 健康 生活、优化 健康 服务、完善 健康 保障、建设 健康 环境、发展 健康 产业等任务。在此背景下， 健康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加快涌现并扩大外延，大 健康 和康养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在此过程中，高净值人群对于大 健康 和康养服务的需求无疑将更为强烈。这就为以高净值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财富管理机构挺立潮头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一方面， 健康 保险的重要性将进一步突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最近20年来，提供“院前、院中、院后”全程 健康 风险管理服务的主动管理型 健康 保险已经取代医疗服务成为整个 健康 产业链中的核心。另一方面，财富管理机构最适合在客户与国内外先进医疗资源、康养资源之间搭建供需对接桥梁，并将其作为全面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一揽子服务方案中的重要一环。
机遇7：财富管理 科技 将加速发展
据统计，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中，“创新”一词被提及多达15次。文中处处可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 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数字化发展”等鼓励创新或 科技 创新的表述。
近年来，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云计算等为代表的金融 科技 迅猛发展， 科技 与金融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在银行、券商等行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场景应用，深入到了前、中、后台各个方面。国际上，智能投顾、理财规划软件、投资组合管理软件、数字化平台、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金融 科技 创新成果在一些先进财富管理同业得到了充分展示，金融 科技 对财富管理行业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在我国财富管理领域，金融 科技 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未来发展前景令人充满信心。一是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自上而下推动金融 科技 加速发展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金融 科技 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到 2021 年，要建立健全中国金融 科技 发展的“四梁八柱”；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也都提出了打造金融 科技 中心的目标愿景。二是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具备后发赶超优势，会比较快地达到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差不多的水平，在一些财富管理细分领域，甚至有可能率先应用某些金融 科技 ，成为相关领域的引领者。从近年来我国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实践来看，相关领域已经走在相关 科技 应用的世界前沿了。
可以预见的是，今后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将插上金融 科技 的翅膀，通过“理财顾问+财富 科技 ”结合的手段，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精准直达的产品和服务。未来财富管理领域金融 科技 的应用将主要聚焦于促进财富管理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财富管理行业客户服务效能、降低财富管理运营成本、增强财富管理的适配性等方面的场景。在财富管理 科技 的驱动下，以往只能是少部分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能够享受的精准、个性化、定制化的优质财富管理服务将“飞入寻常百姓家”，惠及覆盖面更广的准高净值或中产家庭。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未来5-15年，从需求端来看，在 科技 创新红利驱动下，我国将加速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迈进，居民财富积累及随之而来的财富管理需求将持续大幅增长。从供给端来看，市场环境将日趋规范，对外开放向深入发展，金融 科技 快速迭代，金融机构财富管理供给能力将极大提升。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必将充满生机活力，财富管理行业将迎来新的一轮大发展，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黄金机遇期。
作者简介：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副院长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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